三十年前的解放军应当得到平反

两年后,苏联解体。随后的几年内,俄罗斯几乎沦为西方傀儡政权。28年里,俄罗斯的经济一蹶不振,以至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收入至今仍不断下降。然而,面临相似政治和经济压力的中国如今GDP却是当时近53倍,PPP位于世界第一,人民生活观念和视野高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截然不同命运的背后,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原因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最动荡时期做出艰难而果断的决定。回望过去,许多人只是模糊的批判结果,却鲜能认识到其深刻意义和深远影响。

回望60年代的日本、70年代的美国,无论是西方普世价值抑或是马克思主义,激进的人们总是倾向于全盘否定自身,而对彼岸的新理念充满向往。当今,我们的一些老师和同学,更是对当前的体制深深不以为然。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些理想主义者们有着纯粹的爱国信念,他们迫切的希望能看到国家迅速进步繁荣,但面对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时,却有心无力,唯有将内心的不安和焦虑诉诸于权威、诉诸于制度。

然而这并不理智,这过分的将经济问题归咎于体制,并将理想寄托在新制度、新思想上,而忽视了社会发展本身的客观性和结构性。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和制度稳步推进经济改革。反观当今,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西方民选制度的弊端正逐渐暴露:用爱发电只会导致全岛停电、全民选举换来两年止步不前、黄卫衣让改革举步维艰、毫无从政经验的喜剧演员只能登台作秀。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制度有问题,但近年来,这些国家和地区差劲的表现已经让部分西方媒体反省,在民意被民族主义者煽动的情况下,民选政府难以进行任何真正的改革。比起欧洲常常为自己的计划失败写反思,中国却总是能提前完成计划。为了所谓的一些价值理念,真的应当承受内耗的代价吗?

我想,随着中国令人羡慕的改革成果不断丰硕,西方要求改变的目光不得不从中国转移到自身。历史,终将得到冷静而客观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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